不能让农村孩子在输在起跑线上儿童早期教育对农村孩子意义更大
诸多研究表明，儿童出生后的前1000天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这一时期的养育方式，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然而，0-3岁的儿童早期教育，尚未纳入到国家公共教育体系当中。在城市中出生、长大的孩子，基本没有错失“黄金期”之忧，但农村的孩子就没这么幸运了，而且农村0-3岁的孩子可比城市的孩子要多得多。
农村0-3岁的孩子比城镇要多得多哈佛大学REAP项目组对1800多名农村3岁以下婴儿进行了长达一年时间的跟踪测试发现，认识能力得分低于70的孩子，从开始时的7%上升到了34%，这一得分意味着把这个孩子放到城市中，其认知水平会低于约95%的孩子。这种儿童早期表现的“不平等”，会像魔咒一样，伴随孩子今后的成长。而这种鸿沟，原本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来弥补。
“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目前已经有一些零散的农村早教实验
对0-3岁儿童进行的早期教育，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以中心为主的方式；二是以家庭为主的方式；三是混合式。而目前的试点模式，基本上也是围绕这三种。
官方试点：农村早教未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2013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试点的通知，决定在上海市、北京市海淀区等14个地区开展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试点。之后，这14个地区陆续公布了各自的试点方案，虽然农村早教并不是重点考虑的对象，但一些地区的试点方案仍有涉及。
一些地方的早教试点方案涉及农村比如，上海奉贤区启用“早教流动车”计划。早教流动车由奉贤区人口计生委、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共同出资。车内配备适合0-3岁婴幼儿各月龄段的教玩具，并由市级和区级儿童领域各方面的专家以及早教中心的指导员，每月两次“送教下乡”，让农户和外来流动人口的0-3岁婴幼儿家庭能够就近便捷地享受到公益性的早教指导服务。
天津北辰区则实施“零到三岁早期教育家长课堂”系列巡讲活动，主要是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培训和亲子体验活动，逐步引导农村地区的婴幼儿家长转变传统的错误育儿观念，把科学育儿方法传播到农村。
总结来看，官方试点由于中心仍在城市，对农村早教的尝试仅限于辅助宣传与指导。这一方面节省了不少资源，因为不需要一对一的服务；但另一方面，这种“摊大饼”式的活动，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可能不高，况且对于隔代抚养的家庭，想要转变老人的养育观念，不是一次两次宣传就能做的。
社会组织：尚以实验为主，但有范本作用
据商洛日报报道，2014年，国家卫计委、REAP项目组、陕师大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多个单位共同实施的婴幼儿早期发展干预实验项目“养育未来”，在陕西商洛市52个乡镇开展进行。项目组随机选择700个孩子，其中275个孩子参加养育项目，余下的425个样本作为控制组，对比项目效果。
REAP项目组致力于为中国营养、健康和教育政策提供制定和改进建议该项目不仅为0至3周岁小孩以每周为单位制定了一套科学综合的课程，还专门招募了70名农村乡镇的计生干部，通过一周集训成为养育师，负责农户婴幼儿的养育指导，每周会定期上门辅导，完成设计的课程任务。此外，家长也有任务，需要陪孩子在计生干部下次造访前反复操作一周的课程计划。
这种模式实际是“授之以渔”，以家庭为主，养育员入户指导为辅。那么效果如何呢？一年后，结果喜人，干预项目能显著缓解贫困农村儿童社会情感发展滞后情况快速恶化的趋势。
在此研究结果基础上，项目组又进行了以中心为主的尝试。即利用各行政村中已撤并的小学校舍或是闲置的文化室、党员活动室，改装成能够让全村家长带着0到3岁婴幼儿前来活动的幼儿早期发展中心。
这两种模式的尝试优势明显，比如，将计生干部培养成养育师，既节省了人力成本，还可能成为计生干部转型的范本。此外，即便是需要花钱改装的早教中心，因为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也大大降低了成本，据报道，每个中心花费大概是5万元。要知道，现在城市里早教中心的成本少则十几万，多则上百万。
试点是有益尝试，但要扩大规模，仍需扫除诸多阻碍
以将早期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为考量，政府应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
0-3岁儿童早期教育具备准公共品性质，因此将早期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事实上，很多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早已意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而2013年度，中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已突破2.44万亿元，占全国GDP的4.3%，但仍没有任何专门的固定预算项目用于0岁-3岁婴幼儿的早期教育。
开展早期教育的成本有多高呢？国家卫计委培训交流中心主任蔡建华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称，“在以每个中心建设花费6万元计算，政府大约每年需要增加0.1%的GDP投入，约600亿元。这样可以让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所有孩子”。这还是在“全国所有村庄、社区，一个小区几幢高楼就应该有这样一个中心”的设想下。如果单拎出来农村早期教育，那成本就更少了。
即便按照最多的算，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增加0.1%也不算多。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投资占比，4%的指标只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早在2001年，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就已达到4.8%，而哥伦比亚、古巴等中低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达到5.6%。按照这个规律，公共教育支出还会增长，将其中的一小部分投入早期教育，或者先投资一部分到农村早期教育建设，真的不算多。
数目不小的人力成本，可以依靠民间力量解决
创新公益模式改善农村早教条件上一部分提到的只是建设成本，还有数目不小的人力成本需要解决。试想，如果一个农村村民居住比较分散，采用了以家庭为中心，以入户指导为辅的模式，则需要很多“养育师”，他们的福利工资是个大问题。那么，如何有效解决人力成本呢？
一方面，可以如前文提及的“养育未来”项目一样，培训计生干部转型为有专业技能的养育员。这点目前有条件实现，因为二胎放开后，计生部门称要从监管向服务转变。
另一方面，可以设置准入门槛，允许符合条件的、有能力的企业或组织开办，政府向他们购买服务。实际上，目前很多省市已经在以政府购买来推进学前教育的普及，其中宁夏教育厅今年向60所幼儿园购买学前教育服务，并采用多种购买方式，比如发放助学券、购买学位、补贴教师工资或社会保险等。这不仅丰富了学前教育服务的供给体系，而且还保证了公益性和普惠性。早教教育也可以这么做，在经济条件相对好点的农村地区，随着公众观念的转变，“教育娃娃从摇篮抓起”的需求增长，自然会吸引民间力量的进入。而政府要做的是兜底工作，保证民间机构服务的质量和普惠性。